《国家与生活机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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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龙

对于中国现代社会体系演变的研究，受政治及技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便在政府专门研究机构，都很难做到数据的真实可靠和准确无误，甚至很多时候，连数据的科学分类统计都很困难。因此，我很想通过境外学者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看看对新中国社会体系演变的研究成果。周雪光的《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就恰好被我有幸读到了。

这是一本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很有趣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技术前所未闻，令我大开眼界。

周先生的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国家政策对民众生活机遇的影响”，特别是基于数据统计及来源的局限性，专门关注了新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通观全书，基于“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近乎停滞，虽有宏观层面的统计资料，但在微观、个体层面系统资料特别是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资料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周先生通过对中国城市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现代技术分析，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五年间城市居民生活机遇诸方面，从教育、就业、换工作、晋升、入党到收入与福利等生命历程各个阶段、各环节及其相互间关联的描述和分析。其直接得出的认识包括：

第一，较之今天改革开放的状况来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在阶级间差距、利益分化程度等方面明显较小。但毛泽东时代“去阶层化”的状况是以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下水平、近乎停滞的社会流动为代价的。那个时代政治过程的急剧震荡波动的确抑制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权力扩张，但同时也殃及社会诸多群体的利益和生活机遇，打断了城市民众的生命历程，其影响面积之大，冲击力之强，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第二，由于政治过程的影响和冲击，代际流动机制和资源在中国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传递作用是有限的。比如教育在阶层流动机制中的作用。

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分层机制和过程呈现出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格局。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单位的等级结构和以职业为基础的群体分化，在改革开放后初期有所弱化，但现在随着政府权力和地位的增强，这种分化以新的方式再生、延续。

第四，改革开放冲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各阶层的机遇和资源普遍低下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分层机制与新兴的利益、权力组合，与新的机制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群体的急剧分化和群体间边界的日益明朗化，并体现在代际流动机制的强化，以及在性别、年龄、族群、职业、工作组织和居住物理空间等维度上的社会隔离趋势。

周先生的研究成果，我的感觉很复杂。从我的认知维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必然是以某个政治态度为基础，以某种政治观点为指导的，绝不会有绝对客观科学的简单叙述。恰好，周雪光先生的这本著作充分证实我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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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单说说我感受到的、本书几个关键且比较重大的缺陷。

一、出发点的局限性。周先生因为资料来源的局限性，仅着眼于中国城市民众群体的生活机遇变迁，这实在是太过局限和勉强，基本说明不了中国社会动态变化的基本规律。十四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把整个中国打得稀碎，新中国成立时的5.42亿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据统计，1949年末，中国城市人口共394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2741万人。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有5个。1979年底，全国人口9.75亿，城市人口占比19%约1.85亿，是1949年的近五倍。这其中大部分应该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

二、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并非是“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下水平、近乎停滞的社会流动”时期，恰恰相反，这三十年里，中国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长率遥遥领先，大多数年份都是两位数增长，从前面城市人口变化也不难看出，人口社会流动极为可观。

三、教育一直是国家政策的重点，义务教育被写进了国家“宪法”。教育，一直是人民社会身份晋升的关键因素。最典型的证明就是村村有小学、公社有中学，全民文盲率从解放初1949年的82.3%降到了1979年的23.6%。义务征兵的条件之一-受教育程度也已提高到了高中文化水平。

四、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放在了基础建设方面，这才使得中国从一贫如洗发展成为工业门类齐全、规模位居全球第六的“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国家，使人民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最典型的是，中国全面系统的农业水利基础建设，这才有了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不被水利基础建设分流资源的大发展。1998年全国多条河流洪水泛滥的抗洪抢险的艰难令全国人民世代难忘！

五、书中反复强调的教育在中国城市民众群体生活机遇中的作用，很多数据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教育一直是新中国人群社会流动机制中的关键因素，新中国前三十年里，招工进厂进城的人，全部都是受过教育的。即使在最极端的反右运动中，虽然有人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但国家政策依然鼓励民众接受更多的教育并提高文化水平。

六、因为，老三届、中三届下乡知青返城后出国的人很多，我发现，周先生的很多问卷调查对象似乎正是这些人，所以，本研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了特别关注和研究。但显然对这一重点事件的前因背景没有给予应有的细致调查。作者显然忽略了中苏决裂断交、苏联援建项目大批下马停工、并逼迫中国提前还贷这一历史事实。恰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为了应对这一事件以及当时中国遭遇自然灾害的窘迫境遇的关键措施。我想，以当时中国的国家经济能力，与其让这些“知识青年”在城里无所事事、嗷嗷待哺、坐以待毙，不如送去添双筷子就可以活下去的农村，这绝对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好政策。可惜的是，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太想“进城”当“人上人”了，农民穷苦、孩子大了去种地都是理所当然，城里孩子下乡就是罪过不可饶恕？！有这种想法的恐怕还是刚进城不久的那些人更坚定吧？！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

七、国家经济能力，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国家“公共能力”——即国家解决各种危机的能力，包括各种经济储备、国家财政收入、国家政策给予全体民众的各种福利等等。因此，研究中国民众生活机遇变迁，不得不重视中国的二元制社会体系。但作者显然没有能力收集这一研究所需的基础数据，并且，作者似乎也不关心中国二元制社会体系的状况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抱着很多期望去读一本书，没有取得相应的收获，是有些遗憾的。但也让我了解了一些境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动态。更大的收获还在于学习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技术。

一部书的价值也许就在于打开盲盒，佐证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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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荐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不全面，结论就偏颇。

辨证地看待一本社会学著作的数据来源、研究方式和现实意义，是极其可贵却又稀缺的精神，学习其分析研究问题的长处，规避其数据分析的偏颇和狭隘，同等重要。

打通认知思维的通道，不被某种隐隐约约的结论影响左右，客观理性的看待民族进步发展的历程，以文化自信为灵魂，找到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认知。

文图:杨国龙

编辑:暖阳

监制:明月

主办:平凉市崆峒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邮箱:3781812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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